共享经济是过去两三年互联网创业最热的领域。三年过去,当初最热门的共享单车领域,许多公司在烧光投资人的钱之后,纷纷倒闭,剩下勉强维持的,依然看不到盈利的曙光。倒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共享充电宝行业经过几轮洗牌之后,活下来的几家共享充电宝公司都实现了规模化盈利。
最近,易道用车创始人、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在人文经济讲座上,分析了这个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。原子智库获得授权独家发布。演讲最后,周航抛出了自己的困惑。现场的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勇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做了点评解答。
下周原子智库也将发表两位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,敬请关注。本文一共3300字,需要阅读4分钟。 以下是周航演讲的正文:
我创过业,现在做投资,同时是经济学爱好者。创业其实不需要懂经济学。如果懂经济学就能创业成功,最该成功的应该是经济学家。但我们很少看到经济学家创业成功,反而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不是专业出身,他们没有经济学思维框架。
创业者都有一种野性般的直觉,赚钱就干,亏钱就跑,这是创业者应该有的素质。但创业还是懂一点经济学比较好。创业成功需要想象力和直觉,需要创新的勇气和能力,但经济学的意识可以帮你少走一点弯路。很多东西是有规律的,如果心存妄念,总是觉得人定胜天,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回报,坚持到最后还是失败,还不如一开始就去尊重规律。
过去几年,整个O2O浪潮很多都跟共享经济沾边。大家看到有车子和房子,都带上了共享潮流。此外还有共享睡眠舱,共享照相机。大家似乎觉得,有了手机这样一个这么轻松的连接器,一切皆可共享。很多人甚至觉得,我们再也不需要拥有其他东西,也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。资本和创业界不停忽悠,很多人都相信这美好的一天终将到来。
然而,事实上却不是这样。
以知名度较高的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为例,同样是共享经济,共享充电宝还剩下的四家大公司,都已实现规模化盈利,一年盈利能力在1亿人民币以上。共享单车号称新四大发明之一,现在只剩两三家,伤痕累累还不赚钱。
同样是共享经济,为什么一个过得很舒服,一个却不赚钱?
以共享单车为例,公司去工厂订做可以用手机遥控开锁的单车,平均成本大概几百块钱一台,做出来之后,拼命投放在各城市的大街小巷。投放的过程并不需要花钱,因为道路属于免费公共资源。最开始这种创新的出现让我们很高兴,我们再也不用买单车,也不用担心丢单车,仅仅花一块钱扫个码就可以把单车骑走,科技带来的进步简直让我们每个人都欢欣鼓舞。
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很多人竞争。路上的车越来越多,到最后,整个地铁口都被单车堵死。公司之间竞争,最开始收一块钱,到不收钱,再变成骑车送钱。
共享充电宝则不同。它的使用场景是私人的,占用的场景要耗用租金、电费、网费,还通常不能有别家的公司占用。商家一定是跟充电宝的运营商谈租金,谈人流量,算收益。在共享充电宝中,三方都是赢家,商家利用剩余空间多了一份租金的收入,用户也可以获得一个很便捷、廉价的服务,公司也能盈利,实现三赢。
再看共享单车,三方只有一个半赢:消费者不管只花一块钱骑车,还是免费骑车,甚至能挣红包,某种程度上都是赢的。政府算半个赢家,最开始高兴一小会儿,很快就因为道路公共资源被过度占用变头疼,于是禁止运营商随意投放,否则重罚。这就是一个半的赢家。
经营者、创业者及背后的资本方毫无疑问是输家。很多人指责资本的贪婪驱动了创业者非理性竞争。我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最重要动因,取决于使用空间是否免费。付费的赚钱,免费的反而赔钱,这个现象很有意思。
现在很多餐馆有个现象,消费者想要充电宝,需要自己去前台扫码,不能让服务员帮忙拿。明明是如此影响用户体验的事情,几乎所有商家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。其实这也是商家的一个理性、正确的决定。
没有共享充电宝之前,有服务意识的商家会洞察到用户这方面需求,买好几十个充电宝作周转。但是管理很麻烦,因为每天都要有人保证充电能用,还得配上不同的线,有时候客人有意无意把充电宝揣走,商家每个月损耗也不少。这种事情对商家来说是纯成本的。
如果商家自己扫二维码,或者直接和充电宝运营商合作,省得让客人出包间去拿,也行不通——因为扫码人负有归还义务,这又增加了商家成本。追索充电宝的过程,给客户关系带来的伤害成本更大。充电宝是一个刚需,所以用户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扫码,加上押金和绑定账户等措施,用户归还概率要高得多。综上分析,商家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个非常聪明且符合规律的选择。
至于共享单车,全市场投放共享单车最多时可能有4000万台。我们的直觉是,真的太多了。北京每个地铁口、每个小区口都堆满共享单车,不仅堵住路口,堵住盲道,甚至堵住正常的人行道。问题来了,投放多少辆合适呢?谁来决定投放总数量?决定总数量以后,谁来决定分配?分配的数额也很难算准,北京平均每2000万人通勤,是不是50个人一台单车就够了?怎么知道这50台车放在哪是合适的?这些依然没人清楚。
不光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,全世界的管理者都想搞清楚,自己的城市要放多少合适?每个人都想既让想用车的人有车可用,每辆车利用率高,又不至于造成城市景观的破坏,更不要造成拥堵,也不要造成浪费。但是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是很难通过计算和经验获得的,那谁来决定?中国通常就是领导一决定拍脑袋就决定了,比如说北京共享单车的存量已经有50万台了,感觉过多,今年年底必须要把总量控制到40万台。决定下达之后,再具体细化执行下去,不准再做新投放,损坏也不准补充等等,跟我们其他领域的管理方式如出一辙。国外因为是纯市场经济,没有人能拍这个脑袋。
有几种可行的治理方法。
一种是总量拍卖值,比如今年准备先投放5000辆,各家公司投标,给市政交一定费用——毕竟道路作为公共资源,不等于可以免费占用。国外有这样的模式,但依然没有解决总量多少的问题。5000也好,1万也好,也都是拍脑袋决定的。
还有一种方法,不控制总量,但每个准入都交钱。一家公司到某一城市投放1000台车,平均一台车100块美金。公司先给市政交10万块钱,市政才允许投放这么多辆车。如果说公司野心很大,想快速地占领这个市场,一次投下10万台车,也可以,但先交1000万块钱,一年有效期,随着竞争环境变化再重新定价。
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总是争先恐后,为什么中国的特点是过度投放?我觉得,大家应该要理解创业者的思考方式。不是说创业者不理性,也不是说资本贪婪,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法。我们都知道,一定要在没有法规明确之前,尽可能形成事实。
先入者利益是最大的,创业者一定要在闸门关闭之前,使自己投放到市场的总量最大化。因为大家都要出这个门,必然会发生踩踏事件一样。资本也是聪明的,都知道如果快点出资造车然后投放,反而成了一种门槛。所以中国很多所谓的疯狂现象,本质上的问题可能都来源于制度上。共享单车在占用公共资源的一些新形态的服务上,最好的治理模式是什么呢?我到今天也没有个明确的结论。
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下一个话题,为什么有那么多不靠谱共享呢?
我们这个市场出现过很多匪夷所思,又妙趣横生的共享经济,什么共享衣橱、共享床位、共享雨伞、共享马扎、共享篮球、共享男友都出现了。好像每个人在某种场景下,也是有这个需求的。
以共享雨伞为例,很少人会天天把雨伞带在包里,嫌麻烦。那为什么不可以路边到处都是雨伞呢?10个路口就可以有10把雨伞,下雨的时候,举着就走,雨停了,就地放下。如果每次都要付一块钱,我也是乐意的。
我认为真正适合于共享的,有价值高、使用率低的特征。虽然创业者对用户需求的洞察都是真实的,但通常都会忽略用户愿意为自己的需求支付多大的代价。任何免费服务都会无限地放大需求,就自然造成供给永远不足的局面。
如果说看病免费,可能我感个冒、咳嗽一下也想去看个病,我看病的需求被极大地放大了,但同时供给永远是有限的。需求被无限放大,供给有限,自然形成短缺。所以在计划经济里,往往免费的才是最贵的,就是这样道理。
共享经济中,大家经常会忽略很多看起来很美妙的东西的成本,“触用成本”。有了互联网,需求得到满足的周期越来越短、越来越便捷,意味着调用和发起需求的频次越来越高。但是每一次发起一个共享需求,实际上是有很多隐性成本。
以叫车为例,如果把叫车过程分解开来,会承担哪些成本?拿出手机输入上下车地点,选好车型,然后等待。叫车可能不成功,那还需要再试一次,这是第一次等待。确认接单后,车预计会在几分钟以后来接,这是第二次等待。由于GPS不够准,通常还要跟司机通话,确认双方位置;上车以后,再确认目的地和路线,下车以后还要支付。
当然,创业者们想尽各种办法来优化这个过程,包括免密支付,自动识别位置,智能推荐集合点等等,他们已经绞尽脑汁在优化每个交互点体验的每个细节了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,不管怎么优化,整个过程都有成本。 很多时候你要去医院,去会议,去赶个飞机,在这种要确定性要求很高的时候,你还是觉得不太踏实,还是不太敢用网约车。或者说你要为此多预留一些出发时间。这些其实加在一起,我认为都是用户、消费者的隐性成本。成本多寡,其实就决定它是否会调用这个服务。
所以,我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假设:影响共享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,其实是不是触用成本的问题?以上是我在创业和投资过程中,发现的一些事实性的问题。希望能有其他老师做出理论上的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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